3000亿元定向降准扶持小微企业 关键在政策落实
- 来源：
- 2014-06-19
继4月份对县域农商行“定向降准”之后，新一轮的“微刺激”把“定向降准”的范围扩充到了“三农”和小微企业领域。
新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对“三农”、小微企业等符合结构调整需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实体经济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适当降低准备金率。
2013年，决策层秉承不刺激、去杠杆和调结构的宏观管理思路似乎正逐渐转变为定向刺激、选择性加杠杆和调结构并重的升级版。
定向降准扩围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向媒体表示，本次定向降准范围加入小微企业，加上4月县域金融机构“定向降准”释放的资金，预计释放资金规模会达3000亿元。
有央行人士表示，此次“定向降准”主要是“总量稳定、优化结构、疏通‘三农’、小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血脉”，“定向降准”与“全面降准”相比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将金融资源更好地投放到“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
何为“定向”，是“定机构”还是“定贷款”？在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看来，此次以 “三农”、小微企业贷款作为依据，实则针对所有银行机构。虽然是“定贷款类别”，考虑到三农、小微企业界定并不明确，且所有银行都涉及，称之为有条件全面降准其实并不为过。
对于下一步哪些银行能获得降准机会，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主管温彬预计：“此轮可能是中小股份制银行被纳入范围，但定向降准后，这些银行的整体信贷投放可能有限，因为可能会受到存贷比考核等因素的制约。”
目前银行普遍受到存贷比75%“红线”考核。但在吸收存款方面不占优势的中小企业能否有余力加大小微贷款投放仍难预料。
然而定向降准扩围传递出的积极信号或许比其本身更重要。
在受访人士看来，本轮政策实际上是之前政策的延续。5月22日至23日，李克强总理在赤峰调研时指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当前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之一”，要适当地运用政策工具箱，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盘活资金存量，优化金融结构，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推进金融改革，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可见定向降准扩围是总理讲话精神的具体落实。
就在确定定向降准扩围次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中国银监会召开会议，介绍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金十条”)下发以来的落实情况，并从社会融资成本、融资规模、融资结构、金融服务能力、金融供给能力、金融稳定等方面明确了下一步的相关政策方向。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公开表示，“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并不意味稳健货币政策取向的改变。央行会从整体上权衡考虑，将运用各种工具保持适度流动性，保持货币市场稳定运行。”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指出，将在适当时候微调政策，重点实行倾斜政策，包括调整相关存贷比。 尽管“75%的红线不能突破，但会考虑根据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对存贷比的分子、分母内容进行调节。”尤其将把对小企业放贷置于优先位置，把重点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置于优先位置。
企业忧政策落实难
超过3000亿元的“大礼包”，小微企业要怎样才能拿到？
融资贵、融资难不是一个新问题。博鳌亚洲论坛去年发布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中国现状及亚洲实践》调查结果显示，有59.4%的小微企业表示，其借款成本在5%至10%之间，更有四成以上的小微企业表示借款成本超过10%。而本次调查的数据主要通过《小微企业融资状况调查问卷2012》面向全国范围内各行业小微企业的企业主进行采集。
温州一家中小型家具民营企业负责人证实，该企业现在资金非常紧张，但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一般通过民间融资渠道获得资金，但融资成本相对较高。
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高级副总裁、策略分析师安尉看来，现在企业的整体融资成本比2011年时低，但由于企业目前盈利水平普遍下降，再加上企业自身债务与人工成本等压力，因而相对融资成本较高。
“相比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方式，从融资成本来看，企业从银行获得融资成本是最低的。”在温彬看来定向降准是一个“堵邪门、开正门”之举。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好定向降准带来的流动性增加，但他也表示，“一些银行不良贷款的上升，银行压缩规模，对企业贷款越来越谨慎。”
显然，从政策出台到政策落实，存在着转换的难题。
温彬建议，如果未来全面降准，其释放资金定向使用，例如商业银行建立中小企业专项贷款，此举可保证贷款流向实体企业，真正扶持实体经济。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扩大支持小微企业的再贷款和专项金融债规模”以及“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规范同业、信托、理财、委托贷款等业务，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过桥’环节，缩短融资链条。”
调控看行政，还是看市场？
尽管“定向降准”扩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市场预期。但难以忽略的是，这场“微刺激”的背后，政府意志的痕迹依然清晰。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这场定向宽松中，资金流向支持的领域，更多地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否跟市场化改革相矛盾？
安尉分析到“对于货币转向问题，应该从长远来考量，虽然目前已朝市场化方向发展，但市场化是一个中期考量的问题，需要一个过程。”
当前结构性问题突出，需政府定向手段进行结构调整与解决，因而此次定向降准短期应对经济下滑还是必要政策。
“当前我国货币总量较大，但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由于三农与小微企业一直以来获得资金有限，此轮国家想通过定向降准发挥更大作用，这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不矛盾。”温彬也持类似看法。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撰文称，认同通过定向宽松可以促进信贷结构的优化，中国经济必须顶住阵痛加快结构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必须改变思路，一方面保持定力、维持总量稳定，另一方面定向微调、促进结构优化，为经济的转型升级服务。
在温彬看来，国家采取定向手段进行调节，有助解决经济与金融的一些突出矛盾问题，虽然过去常以数量型工具调控较多，但未来有望过渡走向靠发挥价格杠杆的调控作用。而此轮政策的定向降准和再贷款均属于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
“此举最主要的担忧便是恐怕资金供给增加之后，中小企业无法得到贷款，资金仍旧重返预算‘软约束’的企业，因此采取定向。”
但他同时认为，定向工具也有使用弊端，如不透明，选择性强，回归行政手段，财税金融混淆，央行从最后贷款人跃升为第一贷款人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与市场化的改革路径不匹配，因此他建议只能作为临时性措施，后续加快推进相关改革才是关键。
“从长远来看，减少货币政策越俎代庖行为，只有协调推进改革，特别是加快财税改革、国企改革、政府转变等相关改革，才能使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发挥最大作用，是化解困局的最有效之法。” 沈建光建议。
央行等五部委曾在2012年9月17日联合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就提出，将完善市场化的间接调控机制，逐步增强利率、汇率等价格杠杆的作用，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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